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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ug代理:科技巨头的权力与角色已超越政府,国家机器也打不过的「监视资本主义」恐怕已无法可管

环球ug代理:科技巨头的权力与角色已超越政府,国家机器也打不过的「监视资本主义」恐怕已无法可管

分类: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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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历史学家回顾过去的25年时,他们会惊奇地发现,这段时期西方民主国家的政府仿佛陷入了沉睡,而一些史上最有影响力(同时利润最大)的企业则一路畅行无阻,以指数级的速度迅速崛起。 

他们会感到吃惊,这些被称为「科技巨头」的大公司(包括Google母公司Alphabet,Amazon,Apple,Facebook和Microsoft),虽然数量不多,但却取得了巨大的权力,并且已经在对之加以利用。 

这些科技巨头记录并追踪我们在网上的一切活动——每封邮件,每条推文,每篇部落格,发在社群媒体上的每张照片、每条动态,每个「点赞」,浏览过的每个网页,在Google上的每次搜寻,线上支付的每个订单,去过的每个地方,属于哪个群体,有哪些好友等等。 

这还只是开始。Google和Facebook甚至发明了一种「榨取型资本主义」的新变体。榨取型资本主义原指侵用、掠取地球的自然资源,而这种新的「监视资本主义」侵占的则是人力资源。 

他们全面地记录下使用者的行为,并透过演算法将其转变成可以售卖的详细资料。正如榨取型资本主义的种种行径最终会危害地球,监视资本主义的做法也已经对民主构成了威胁。 

这些巨头所拥有的一些权力对人们来说并不陌生,基本上就是旧时工业时代权力的当代翻版:对特定市场的垄断统治。不过,未来的历史学家也会注意到,21世纪早期的科技巨头所获取的部分权力的确相当新颖,比如:透过对人们的资讯来源进行演算法内容管理,他们就能改变公共领域;在西方世界,哪怕是最有权势的政治家,只要被禁止使用这些公司的平台,就相当于被噤了声;而只需将某人从Google搜寻中删除,此人实际上从此就成了透明人。 

2016年,两件大事震惊了西方政界,同时也将民主从长久的沉睡中唤醒——英国脱欧公投和川普(Donald Trump)当选美国总统。尽管这两件事都反映出自由民主早已顽疾深固,但人们却广泛且错误地认为社群媒体才是罪魁祸首。 

在2016年的混乱中,科技所发挥的作用毋庸置疑,但如果有人认为,这种巨变仅仅是因为科技公司的操作,那他一定没有仔细关注资本主义或民主的近期历史。实际上,指责科技只是提供了一种便捷的方式,让人们忽略了动乱背后更深层的原因。 

尽管如此,媒体和公众关注的焦点仍然集中在科技公司在社会中所拥有的权力,以及它们所扮演的角色。 

自2016年以来,各种事件接连不断:反垄断诉讼;参议员伊莉莎白‧华伦(Elizabeth Warren)的总统竞选;美国国会听证会;由美国众议院进行的一项重要调查;公司内部资讯泄露;耸人听闻的媒体曝光(剑桥分析公司(Cambridge Analytica)未经Facebook使用者允许,获取大量使用者资料的丑闻;Youtube在大规模枪击事件中的激化作用等等);以及英国、欧盟等地的竞争监管机构所展开的各种调查。 

据财经网站Quartz 2021年9月的资料,全球目前至少有70个类似诉讼正在进行。例如,在美国,已有近40个州向Google提起了竞争诉讼;美国司法部(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也正在起诉Facebook。在欧洲,欧盟委员会(the European Commission)已向Amazon和Google发起了竞争及其他指控,同时,一些其他的科技公司也正在起诉Apple在其应用商店管理中的反竞争行为。 

不过,到目前为止,实质性的、能够有效遏制科技巨头权力的举措少之又少。赚人目光的媒体曝光或诸如「打倒它们」的口号也许能为新闻头条提供素材,引发一些热议,但却无法代替根本性的监管介入和立法措施。此外,尽管国会听证会近来有所改善,立法委员们传唤了这些科技公司的高管,表示要严惩他们,但最终,这些听证会也都只是些哗众取宠的口水仗。 

当然,这并不是说,各权威机构没有采取过严肃的干预措施。Facebook和Google都曾因公司违法遭到巨额罚款。自2017年以来,欧盟委员会共计向Google罚款95亿美元。然而,真正的问题在于,即便罚款金额如此高,对于疯狂获益的科技巨头来说,这似乎也不是什么有力的震慑。

2019年,欧盟委员会执行副主席兼竞争官员玛格丽特‧维斯塔格(Margrethe Vestager)宣布因线上广告滥用行为而向Google罚款。图片来源:Stéphanie Lecocq/EPA 

只需看看Facebook这一个例子就知道了。2012年,Facebook与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TC)达成和解协议,约定Facebook不得在未取得使用者的同意下,分享超出规定隐私设置之外的使用者资讯。剑桥分析公司丑闻事件之后,FTC认定Facebook违反了和解协议,并开出了该机构有史以来金额最大的罚单:50亿美元。而这件事的直接结果是什么呢?Facebook的股价从201美元涨到了205美元! 

要将这类公司置于公共控制之下,的确任重道远。所有在政府工作过的人都知道,对自由民主国家而言,产业管制十分困难。 

首先,这需要政治意愿,而政治意愿又需要公众关注和民众支援。其次,这需要远见和创新,面对不受约束的企业权力,以及其所控制的技术,既要让技术造福社会,又要使企业权力带来的伤害最小化。最后,这还需要立法和持久力,因为民主国家的结构变革通常需要很久。 

过去几十年间,科技巨头迅速成长,取得了如今的主导地位,而在此期间,上述三种基本条件一直未能满足。也就是说,民主国家已经落后于事态的发展,现在,他们正在往前赶超,而最糟的是,这些「野马」可能早已「脱缰」。 

最近,西方政府后知后觉地,开始认为「必须采取行动」来遏制科技巨头的权力。他们是否理解了这项任务的本质和规模还有待商榷。对于那些怀疑政府没有能力作出结构性变革的人,政府可以摆出老一套的说辞:民主国家过去就应对过这类挑战,所以这次也可以。 

毕竟,从1890年至20世纪早期,美国出手整治了当时产业托拉斯盛行的乱象,瓦解了洛克菲勒家族、摩根家族、卡内基家族和范德比尔特家族等垄断巨头,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将其拉回了民主控制之下。 

但是,当时的政府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这些托拉斯巨头对其垄断权力的滥用十分明显,并且已经引发了群众的广泛不满,加之艾达‧塔贝尔(Ida Tarbell)等作家、记者撰写的大量调查性报导,反垄断已是大势所趋。公众关注已经转变为了政治压力。1912年,四位竞选美国总统的候选人中,有三位都对这种累积的产业权力发表了极富敌意的宣讲。 

然而,在当代民主国家,没有哪个政党会作这样的宣讲,原因很简单:选民似乎并不那么关心科技巨头的权力。这并不令人惊讶:数位技术巨大的复杂性限制了公众对它的理解。更重要的是,网路和各种线上服务已经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连,人们已经对网路产生了依赖,在这场疫情中,这种依赖性更是展现地淋漓尽致。 

所以,虽然民意调查可能显示,面对科技巨头,大家确有担忧,但是,人们的行为所表现出的却是另一个故事——他们受困于心理学家所称的「认知失调」:因不断保持自己认为是错误的行为而产生的压力。这就是控制着社群媒体使用者的「隐私悖论」的根源。社群媒体使用者虽然害怕(这一点理由充分)这些线上服务会泄露自己的隐私,但却仍然继续使用它们。 

图片来源:Wilfredo Lee/AP

站在道德高点鄙视这些使用者的矛盾行为并不公平,而且还会适得其反,因为这忽略了网路效应的力量,正是这种力量让人们离不开线上平台。试想一位用Facebook与远在澳洲的孙辈联系的老奶奶,你能说她对隐私的担心是虚伪的吗?指责社群媒体的评论者常常想当然地忽略了一个事实:即使人们可能对科技公司的职业道德所有怀疑,但对「普通」人而言,这些「免费」服务仍然具有十足的吸引力。 

自由民主国家的政客对此再清楚不过了。他们关注的永远只是竞选。前不久,澳洲政府就栽了个不小的跟头。 

今年二月份,澳洲政府拟定了一项法案,要求Facebook和Google为报导内容向新闻出版商付费,一片热议中,Facebook对澳洲使用者遮蔽了新闻推送。几天后,双方达成协议,澳洲政府修改了部分法案内容。 

毫不意外的是,人们开始争论,到底是谁先低了头,是Facebook还是政府?不过,有一点可以确定,那就是在民主选举的制度下,能够对Instagram(Facebook旗下社群APP)等线上服务下禁令的首相,恐怕还没有出生呢。 

谴责社群媒体使用者不讲道德并不公平的另一个原因是,在这些道貌岸然的批评中,社群媒体使用者似乎有很多选择,但实际上,他们并没有。大多数人以为,只要他们决定停止使用Gmail或Microdoft Outlook等服务,或是再也不从Amazon平台上买书,他们就能摆脱科技巨头的束缚。但事实上,网路技术的渗透和连通远远超出人们的想像,而能够免受科技巨头控制的唯一办法,就是完全断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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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前,一位勇敢的记者喀什米尔‧希尔(Kashmir Hill)开展了一项有趣的实验,来测试自己是否可以不使用Amazon、Facebook、Google、Microsoft和Apple等科技巨头的服务。 

「整整六周,我把它们完全清出了我的生活,尝试让它们无法以任何方式获取我的资讯,或者透过我实现变现。我不仅仅是把iPhone锁在柜子里放一周,或者只在当地实体店买东西,而是真正地,彻底地将我和这些公司隔绝开,它们接触不到我,我也接触不到它们。我想知道做到这些有多难,或者说,我是否能够做到,毕竟这些科技巨头主导网路的方法实在太多了,你根本不知道尽头在哪里。」她在报导中写道。 

希尔的实验结果很有意思。透过她的实验,我们知道,我们如今的生活建立在一个技术基础设施之上,而仅有少数几个商业巨头拥有、运行并控制着这个设施,除非你准备销声匿迹,否则目前没有彻底逃离的办法。 

不过,该实验最令人警醒的发现或许是,我们所使用的几乎所有数位服务,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由Amazon的云端运算服务AWS提供支援。在某种程度上,这或许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西方政府会在有关科技巨头,尤其是Amazon的问题上如此谨小慎微了。 

事实上,哪怕是民主大国的安全部门也在使用Amazon云端运算服务(AWS)。随便举几个例子, 美国中央情报局(CIA)自2014年就开始在使用AWS服务;最近还有报导透露,英国情报机关已与AWS签署了一份价值5亿多英镑的合约,将透过AWS服务储存其机密资料,进一步拓展对资料分析和人工智慧的使用。英国政府通信总部(GCHQ)牵头采购了这一高安全性的云端系统,军情五处(MI5)、军情六处(MI6),以及国防部(the Ministry of Defence)等机构也都将使用该系统。

我们所使用的大部分数位服务,都依靠于AmazonAWS云端运算服务。图片来源:Reuters Staff/Reuters

当然,这些协议都伴随着老一套的官方说辞——一切都好等等。不过,这的确会让人怀疑,面对这个涉及到国家安全的新伙伴,未来的英国政府是否还会对其展开严格监管。 

民主国家的特点是法治约束。但正如法律环境会随着时间变化,过去几十年间,对待垄断力量的司法态度也在改变。 

189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第一部反垄断法案《休曼反垄断法》(the Sherman Anti-Trust Act)。该法案的目的是防止权力集中在少数大企业中,进而损害较小型企业的利益。也正是因为这部法案,美国司法部(the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拥有了惩戒违法者的权力。 

大致来说,《休曼反垄断法》主张「大等于坏」。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里,这一理念一直影响着竞争执法和思想。但是,和大多数重要法案一样,在立法后的几十年间,随着新产业的发展和环境的改变,原来的法案执行起来越来越困难。 

随后,1978年,美国著名法官罗伯特‧博克(Robert Bork)出版了《反垄断悖论》(The Antitrust Paradox)一书。在这本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中,博克详细描述了《休曼反垄断法》是如何失去作用的:虽然该法案的最初目的是保护竞争,但它已逐渐成为无能和不盈利企业的护身符,这对美国经济并无好处。 

博克认为,比起关注企业合并(即企业规模),反垄断行动更应该把消费者的利益放在首位,即在现实中保护消费者免受不公平高价的侵害。对于短期内迅速壮大的公司,只要没有证据表明其侵害了消费者的权益,那么这一事实本身就没有问题。「大」不再一定意味着「坏」。 

在1978年,没人会想到,博克的观点竟成了科技公司成长为巨头的「免罪金牌」。人们无法指责他们侵害消费者的权益,因为他们的产品要嘛「免费」(比如Google,Twitter和Facebook所提供的产品),要嘛极具竞争力(比如Amazon的产品)。 

科技公司由此获得了自由。矽谷亿万富翁彼得‧泰尔(Peter Thiel)在其著作的畅销商业书刊《从0到1》(Zero to One)中,就清晰地体现了这一点,令人印象深刻:「任何成功的企业最终都会走向垄断。」他写道,「竞争是留给弱者的。」 

《反垄断悖论》中的传统观点或许可以解释,当这些公司扩张时,民主国家的监管者为何不予干涉。不管怎样,这降低了他们采取行动的热情,而在当时采取行动或许会更有效。 

从这层意义上来讲,过去几年最重要的发展或许发生在2017年,一位名叫琳娜‧可汗(Lina Khan)的法学生在《耶鲁法学杂志》(the Yale Law Journal)上发表了一篇极具影响力的文章。 

在某种程度上,可汗的那篇文章主旨从其标题中就可见端倪——《Amazon的反垄断悖论》(Amazon’s Antitrust Paradox),与博克的书名呼应。该文对监管应该注重消费者利益的传统观点发起了正面挑战。 

可汗的观点是,公司不能因为让消费者感到满意就不受约束。得益于监管者的放任,Amazon透过多年发展,积累的结构权力已渗入越来越多的经济领域。Amazon掌握著无比庞大的使用者资料,极具商业侵略性;靠著规模巨大的物流仓储基础设施,Amazon拥有的权力远远超过其实际市场占有率。 

在某种意义上,这就和1890年代,约翰‧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及其巨头伙伴对铁路的垄断一样。「成千上万的零售商和独立商户必须搭上Amazon的『铁轨』,才能到达市场,」可汗写道,「他们正变得越来越依赖自己最大的竞争对手。」实际上,这和过去那段灰色岁月没什么差别。

当地时间今年7月9日,美国总统拜登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以促进该美国各行业的竞争。图片摄于签署行政命令现场,现任联邦贸易委员会(FTC)主席琳娜‧可汗(Lina Khan)向拜登总统呈递用于签署的笔。图片来源:Evelyn Hockstein/Reuters 

 

可汗的那篇文章点击量超过14万,可谓是法律论文界的「超级畅销书」。但问题在于,这篇文章会和40年前博克的书一样,改变有关反垄断的传统观点吗? 

从早期迹象来看,这一点已经做到了。在由美国众议院反垄断小组委员会(U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antitrust subcommittee)主导的科技巨头权力垄断调查中,可汗已经是领军人物之一。 

2020年9月,乔‧拜登(Joe Biden)当选美国总统。2021年3月,拜登任命可汗担任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TC)主席,该联邦机构的主要任务就是执行美国民事竞争法和促进消费者保护。 

监管环境的改变还体现在拜登的其他核心职位的任命上,多个科技巨头批评者都被授予了重要职位。比如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华裔教授吴修铭(Tim Wu),以及组织2018年Google大罢工的Google前员工梅雷迪恩‧惠特克(Meredith Whittaker)。在那场大罢工中,共有约2万名员工抗议公司处理高管性骚扰指控的做法不当。 

这些改变非常重要。科技巨头全是美国的公司。因此,联邦政府是唯一能够在这一产业中实现深层次结构性变革的公共权力机构。其他以欧盟为首的权力机构能够在其管辖范围内,对这些公司的行为做出强制命令,但只有美国政府能让Google放弃YouTube,或强制要求Facebook拆分Instagram和WhatsApp。 

拜登政府的变革是好事,因为这说明这头沉睡的民主巨兽终于要醒来了。但前路漫漫,这些还只是开始。在上一场美国政府和科技巨头的大较量中,美国政府以Microsoft公司滥用其在PC作业系统中的垄断权力为由,试图拆分该公司。然而,美国政府并未如愿以尝,而从启动这一指控到事件最终结束,时间跨度超过4年之久。如今,类似的诉讼和行动层出不穷,但鲜有迹象表明,哪个案子会比当初Microsoft事件更快得到结果。 

几年前,政治理论家大卫‧朗西曼(David Runciman)在其著作的《信心陷阱》(The Confidence Trap)一书中指出,民主国家天生自满,并且沉迷于一种危险的信念:只要时间足够,他们就能应付一切。 

在气候危机之下,这种自满的代价日益凸显,而对民主国家而言,一个事关其存在的问题是,在遏制科技巨头的权力时,他们是否还会重蹈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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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2-22 00:0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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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1-05 00:0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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